1983年8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落款印有“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说不上有什么欣喜，因为该高兴的早就高兴过了。但是，当我程序性地打开信封时，我还是惊讶地发现录取我的居然不是我的第一专业历史系，而是第二专业政治系。9月6日带着所有的报到手续，乘坐当时一个三线兵工厂湘华机械厂的货车，到达省会长沙，最后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大木箱到二里半——学校所在地报到，那个带着故乡泥土味、满脸稚气的我，有幸正式成了政治系当年录取的121名同学中的一员，从而正式开启了我的四年大学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四年大学大学学习可以分为放松和适应阶段、准备考研阶段和修完所有课程迎接毕业三个阶段。  

·适应阶段·  

开学后，我们不像84年级以及以后的大学新生，首先进行为期两周的大学生军训，而是进行了一周的新生教育。在这一周里，我还记得，当学校给我们进行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时，有的同学哭了，因为我们只想到成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理应是天之骄子，压根就没想到将来毕业后会是一名教师。正因为这点，很多同学就开始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一则因为大学的学习与中学完全不同，完全靠自觉性，没有了高考指挥棒的压力，我们需要慢慢地适应；二则经过了高中阶段紧张学习的我们，也想要放松一下；还有就是学得再好又怎么样，最终还得去站讲台，吃粉笔灰。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对新的大学学习和生活的不适应。适应大学学习的时间有长有短，年龄大点的同学很快就适应过来了，像我们这些心智发展较晚的同学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无论怎样，为了那一纸大学文凭，及格还是必须的。于是我们就成了上课记笔记，课后对笔记，考前背笔记的“六十分万岁“一族。

当时的大学生有“托派“（考托福）、”旋派“（跳舞）、”拖派“（拍拖、谈恋爱），我则是这三者之外的逍遥派。大学的学习与中学的一个很大不同是，除了课程学习外，还要注重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需要通过各种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来锻炼和提高。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担任班团支部的文娱宣传委员，主要做了一些给同学们送信件和分发报纸的服务工作。第二年我担任了将文字宣传员和文娱宣传委员合二而一的宣传委员，除了出墙报和黑板报外，主要是为学校广播站写广播稿，所写的文章经常在校广播站播出，因而也担任了后来成立的学校新闻社的副秘书长。  

·准备考研·  

1985年，当年毕业的81年级同学考研打了一个翻身仗的好消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想我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白白浪费光阴了，于是考研成了我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备考研究生成了我大学最充实的一段时光，从此开启了教室、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

选定专业方向和导师，是考研必须迈出的第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翻阅上一年的招生目录，当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但更重要的是去图书馆，找一些学术杂志，通过阅读文章，来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和导师。我物色了两位老师。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袁贵仁老师，阅读了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文章，我很欣赏他的观点。还有一位是复旦大学的王沪宁老师，他发表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文章，我觉得很有见地。在这两位专业截然不同的老师之间，做出取舍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只能选其一。当时我还是选了王沪宁老师的政治学专业，因为我觉得哲学太高深，走这条道会很艰辛，政治学则相对要通俗很多。

其实，当时的考研，专业课一般不成为问题，由于大家的外语底子都很差，外语成了大多数考研者的拦路虎，因而当年的考研实质上就是考外语。但自我们这一年级开始，情况稍有好转。这主要归功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因为83年的高考第一次将外语百分之百计入总分。但外语依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至于专业课程只是平常顺带留心，到考前再来一个最后冲刺。为了考研，我当时主要学习《新概念英语》，且购买了一本当时是比较新的《新英汉字典》，总是将这厚部头带在书包里，不停地背诵单词和短语。好在80年代中期，大学兴起一股改革之风，学校允许我们“旷课自学”，这给我们准备考研的同学提供了充足时间学习和备考时间。

然而1985年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学习之后，我的胃感到不适，老毛病又复发了，我也因胃的再次出血，被送进了长沙市第四医院住了两周的医院。前一次胃出血后，教英语的李英姿老师还专程把我叫到她家开小灶，以加强营养，增强体质。这样地关心学生令我终生难忘。第二次胃出血后，我很冲动地决定要做胃切除手术，是当时的学生干事张步新老师不主张而作罢。我今天留了一个全胃，真要感谢她，把我当成亲人一样看待，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短短的7个月，经历了两次的胃出血，我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了，抵抗力也下降，很容易感冒，时不时地感到周身疼痛。为此，我不得不调整我的目标：放弃考研，早日毕业。我的考研梦想，刚开了一个头，就这样不幸地流产了。好在大学阶段开的花，终于在我工作阶段结出了果，实现了我考上研究生的理想。  

·迎接毕业·  

放弃了考研后，我的学习重点转到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上来。我的兴趣也重回到了哲学，因为我觉得这是作为一名政治教师应具有的基本素养。除了学好必修的哲学原理、哲学原著、伦理学外，我还选修了刘伏海老师的“欧洲哲学史“、吴月堂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张国珍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概述”。其中，刘老师讲授的欧洲哲学史，条理清晰，逻辑性和知识性很强，使我对博大精深的欧洲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为我后来报考研究生以及后来攻读现代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毕业论文是结合我作为学生干部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对现实中的青年逆反心理进行分析。该论文是在吴月堂老师指导下完成的，后来登载在《郴州师专学报》。从吴老师那里，我不仅学习了他用哲学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的思考方法，更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言传身教、既教书又育人的优良品质，这为即将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我树立了榜样。  

教育实习时与衡阳市六中高75班同学合影   

作为一名师范生，教育实习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的必经环节。我的教育实习是在衡阳市六中进行的。我和欧阳军喜同学（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负责该校高75班的哲学课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我的教学内容是“量变和质变“。我深深体会到仅凭自己掌握的知识，要把它讲清楚，而且做到深入浅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得到了带队的黄可仁老师耐心和示范性的指导，使我既顺利地完成了教育实习的任务，也帮助我完成了从一名学生到教师的”质变“。  

政治系83级一班毕业合影  

大学毕业后，我沿着湘江逆溯郴江，经珠江口，来到了大洋彼岸。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葱少年，早已霜染两鬓。但当我们回忆起大学生活时，这一幕幕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虽然当时很顽皮、不安分，但那个青涩的我毕竟成长起来，担起了社会的重任。我想，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甚至孙辈说起我们的大学生活时，我们会为我们的大学生活而骄傲。当我们老了，不能外出欣赏美好的风景，而只能在躺椅上坐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时，我们会为我们大学老师的辛勤付出和同学之间无瑕的感情而倍感珍惜。当我们告别这个世界时，我们不会因为虚度了我们的四年大学青春而悔恨。

最后，我谨以一首《七律》来庆贺我的母系9999js金沙老品牌六十周年华诞：

负笈少年来岳麓，名师挚友教言多。

四年磨剑不辞苦，一旦离鞘尽斩魔。

转眼青春今不再，惟怜岁月已蹉跎。

喜看祖国东方立，隔岸凡夫且放歌。

作者简介：

张再良，1983-1987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曾供职于广州市教委，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现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从事幼儿教育工作。